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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2019年末，新冠肺炎突然爆发，从武汉迅速蔓延到全国，随后席卷全球，人类社会陷入紧急防控状态。后来，中国自主研发的疫苗在抗击疫情中发挥了关键作用，挽救了无数生命。

　　然而，回顾四十多年前，中国在面对乙肝疫情时，却完全不同。当时我国在医学技术上相对落后，几乎束手无策，甚至需要依靠其他国家资助疫苗。而资助方，正是近年来与中国关系频繁摩擦的美国。很多人因此质疑，当时美国的援助是否仅仅出于市场利益的考虑。

　　事实上，1975年，中国科学家陶其敏就已经成功研发出了乙肝疫苗，这与当时的美国、日本技术几乎同步。这说明，即便没有外援，中国也有能力应对这场危机。那么，美国的“援助”究竟意味着什么呢？

　　陶其敏研发的疫苗属于“纯化灭活疫苗”，是用感染者的血清和血浆为原料制成的。这种方法存在一定风险：如果原料提供者同时感染了其他疾病，疫苗可能会带来新的健康隐患。而美国默克公司研制的转基因疫苗，则采用工业化生产技术，通过分离乙肝病毒表面抗原的基因，并将其植入酵母菌细胞内合成抗原，安全性更高，也更易大规模生产。

　　当时，中国虽然掌握了乙肝病毒治疗方法，但受限于技术和成本问题，疫苗价格高昂。一支乙肝疫苗价格高达80元，而普通工人的月工资仅有30元左右，导致国内疫苗供应不足，乙肝患者数量仍在增加。

　　为了保障民众健康，中国政府不得不与美国默克公司展开长期谈判。研发疫苗的成本巨大，作为专利方，美国担心中国引进后会私自销售，造成经济损失，并可能影响公司在全球市场的信誉。在这样的压力下，默克公司最终以700万美元的价格，将乙肝疫苗技术转让给中国，甚至可以说是“倒贴”，保障了中国新生儿免受致命疾病威胁。

　　有人认为，美国此举是出于在中国打开市场的利益考虑，因此不值得特别感谢。但事实更复杂：当时美国疫苗上市价格为100美元，如果直接出售给中国，成本几乎难以承受。默克公司通过在中国建立生产线降低成本，同时派遣专家培训中国科学家，提供设备和技术支持，这些援助的医疗价值远超单纯的技术转让费用。CEO罗伊·瓦格洛斯甚至承诺：“50年后，乙肝将在中国被根除。”

　　事实证明，这一承诺实现了。自1993年至2018年，中国至少有5亿新生儿接种了来源于默克技术的乙肝疫苗，极大地减少了乙肝感染风险。

　　早在20世纪初，美国也在中国医学教育上做出了巨大贡献。北京协和医院的前身由洛克菲勒基金会建立，通过巨额资金购买学校和设备，并邀请美国专家来华指导教学，培养出一大批顶尖医师，如林巧稚、吴阶平等。类似的还有湘雅医院、齐鲁医院和华西医院，这些医疗机构的发展都与美国资金和技术支持密切相关，可见美国在中国医疗事业上的贡献不可忽视。

　　然而，当新冠疫情爆发时，国际局势与四十年前大不相同。世界各国提供医疗援助，而美国却率先撤离驻华使领馆人员，对中国公民施加限制，甚至有内部舆论将疫情视为“让制造业回流美国”的机会。同时，美国国内种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显现，对亚裔群体的歧视加剧，少数族裔医疗待遇差异明显，病死率与白人群体形成鲜明对比。

　　如今，美国自诩的人道主义和公平宽容已成为纸上谈兵。与四十年前不同，疫情暴露了其社会矛盾与制度缺陷。如果美国继续以霸权思维行事，扭曲发展，其未来只会受损。唯有摒弃自私与对抗思维，秉持互利共赢，保障各国人民基本权利，世界才有可能真正实现和平与稳定。

　　这篇改写稿保持了原文核心信息，增加了历史和现实背景细节，语言更加顺畅易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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